教养院的故事在我心里珍藏了七八年。
1938年初春的上海“孤岛”，满目焦土，遍地战火，宁波籍商人竺梅先目睹大批儿童流离失所的惨状，做出了一个决定：筹建灾童教养院，收容并养育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难童。战争年代，要迅速建一所既“教”又“养”的灾童教养院谈何容易！竺梅先积极奔走，力邀尚在沪浙地区的社会名流和外籍人士加入，定名“国际灾童教养院”，亲任院长，其夫人徐锦华任副院长，主管院务。灾童人数达600人左右，年龄最小的仅4岁，最大的15岁。
灾童教养院历史资料
我在报纸上读到这则旧闻时，当年教养院的孩子大多已经过世，只剩下零星的几位年近古稀的老人。其中一位老人登报寻找当年青梅竹马的一个女孩，回忆起当年在教养院里的时光。我被这个故事深深地触动，因为这不仅仅是两个孩子的回忆，更照射出在那个满目疮痍的时代里，战火中人们守望相助的精神花火。我开始默默收集整理有关教养院的资料，找到竺梅先后人为他祖父写的传记，阅读《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史料集》。历史的钟声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回响，故事的萌芽也在我的心里悄然生长着，直到有一天，它破土而出。
展开剩余72%写作的每一天，我的内心都被一种使命感鼓噪着，我想用儿童视角来书写一段有温度、有力量，也有声音的记忆：孩子们成为孤儿之后的彷徨无助，来到教养院的欣喜，以及他们成长中所必须面临的自我觉醒、克服困境的坚韧不拔；当然，还有竺梅先等人为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而做出的种种努力。跟随小说，我仿佛也变成一个当年的孩子，和教养院的孩子们朝夕相处，感受着山里的四季流转，在教养院学习、生活，经历疟疾、饥饿，甚至死亡，和他们一起欢笑、流泪，热烈而真实地生活着。
小说初稿完成后，我萌生了一个想法，去拜访竺梅先先生的后人，也就是撰写竺梅先传记的竺士性先生。忘不了那天在上海，下着蒙蒙细雨，风雨中，一个清癯的老人快步朝我走来。他的眉眼和祖父竺梅先有几分相似，我一眼就认出了他。他说话不急不缓，语气温和，显示了良好的家风和教养。他带来了先前我寄给他的初稿，是用A4纸打印的，但我再见到它时，它变得厚重了，几乎每一页都有标注，夹着各种标签，有的是车票，有的是病历卡……他温和且有耐心地为我指出不合理的地方，告诉我真实的历史应该是怎样的，甚至连错别字都一一指正出来。我要回了这份珍贵的校对过的手稿，感动地想，当年竺梅先先生也是用这样的耐心和细心来办教养院，徐锦华女士也是用这样的温柔来教育孩子们的吧？
从上海回来后，我去了一趟奉化，寻找教养院旧址。但我知道我找不到它了，因为它已经永远地沉睡于一座水库之下。青山依旧，万籁俱寂，我在水库边伫立良久，想着当年的孩子们在这里度过的岁月，耳边恍惚听到了他们的朗朗读书声。水库边有一座亭子，是当年的灾童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两位院长盖的，取了两位院长名字中的各一个字，叫梅华亭，亭子里有一块黑色的石碑，记录了教养院的事迹。亭子的琉璃已经剥落，石碑也已破损。一路上，我的心里都弥漫着一种不可抑制的伤感。离开时，一低头，蓦然发现手腕上多了一块黑色的墨迹，也许是刚才抚摸纪念碑时留下的。我的心里突然涌起难以言说的温暖和感动，就在那一刻，我相信，竺梅先先生和他的孩子们穿越时空来和我握手了。
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应该是个怎样的活法？或许千百年前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早已写下了答案：“人固有一死，或轻于鸿毛，或重于泰山。”显然竺梅先先生是后者。为救战争灾童于水火，在乱世中给他们一个安稳的家，他不惜散尽家产，直到生命的终结。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，让当年在教养院生活过的每一个孩子都带着善的种子，如同蒲公英一般散落开来，绵绵生长。
在构思小说时，我迟迟没有想好该用一个什么样的题目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翻阅史料集时，看到文字记载，教养院里有一座钟楼，每天孩子们上下课以及作息都靠钟声提醒。我的心里蓦然一亮，在战火连绵的岁月，教养院的钟声是多么难能可贵。钟声消散了枪弹声，抹去了战争的硝烟，安抚了受惊的心灵。“这一刻，鸟儿不叫唤了，林间的松鼠也停下来，驻足聆听。山林散发出更加浓郁的草木气息，重重叠叠，像敞开了双臂将这些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孩子拥在怀里。”
我郑重地在纸上写下：钟声。
在小说的结尾，维持五年的教养院终于面临解散，孩子们不得不离开教养院。下山的时候，教养院的钟声又响起了，仿佛他们第一天到来时，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。那不是悲凉的挽歌，而是新生的号角。钟声回响，提醒我们：有些光，不该熄灭；有些声音，必须铭记。
（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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