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年9月9日，毛主席逝世，整个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悲痛之中。与此同时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力突然出现了空白，这一情况令国内形势变得愈发复杂。华国锋接过领导重担，面对的局面极其严峻，前景扑朔迷离，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。
在中央高层，权力斗争与矛盾显得愈发激烈。为了稳住国家局势，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决定采取果断措施，迅速行动以遏制局面进一步恶化。此时，动用了警卫部队等“军事”手段，这一决策显现出当时局势的紧迫性和复杂性。
随着党和国家逐步恢复秩序，社会的安定氛围逐渐凝聚，人们对未来也开始充满信心。然而，过去十年中所留下的思想混乱，并非能在短时间内消弭。尤其是随后的“两个凡是”政策，更是对真理的坚持和错误的修正造成了不小的障碍。因此，接下来的两三年里，中国仍在摇摆中前行，未能完全走出困境。
直到1978年11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陈旧的思想束缚终于被彻底打破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。此时，中共高层也经历了大规模的调整。1978年12月25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，进一步确定了新一届领导层的构成。在这一过程中，陈云、胡耀邦、胡乔木等人获得了显著的提升，胡耀邦更是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部长等多个重要职务。
展开剩余85%回顾当时的情况，安子文曾感慨：“我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0多年，但最终进了监狱；而胡耀邦才担任了不到一年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，却顺利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。”这句话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央领导层动荡不安，充满了剧烈的变动。
1976年，邓小平被撤销所有职务后，因健康问题住进了301医院。叶剑英得知后，特地为邓小平安排治疗，明确指示：“一定要治好，一定要保护好。”这两个“一定”不仅反映了他们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，也突显出当时局势的紧张与严峻。
1976年10月7日清晨，叶剑英刚刚参加完中央政治局会议，便疲惫不堪地拿起电话，向邓小平分享了振奋人心的消息。邓小平挂掉电话后，轻声对夫人卓琳说：“看来，我可以安心度晚年了。”尽管失去了职务，但邓小平依然是中共党员，他并未忘记党内事务，随即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李维信：“请向中央反映，我想看看华国锋在‘打招呼’会议上的讲话文件。”不久后，邓小平阅读了华国锋的讲话稿，并于10月10日通过汪东兴转交了一封信，信中没有提及自己的处境，只表达了对粉碎“四人帮”的强烈支持。
然而，华国锋收到信后，并未将其过多放在心上，他强调要继续推进“批林批孔”和“批邓”工作，而这一决定的坚决执行者便是汪东兴。汪东兴在“四人帮”被粉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随之成为华国锋的重要副手，权力迅速上升。一时间，外界媒体甚至称之为“华汪体制”。
汪东兴的崛起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特殊时期的突出表现，还因为他曾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，深知中共高层的机密。他自己也曾在一次中共中央宣传部会议上说：“现在了解过去十年全过程的，只有我一个，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。”
1976年11月18日，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工作会议，汪东兴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。会中，许多人都在关心邓小平的问题，汪东兴对此作出回应：“邓小平确实有错误，且错误相当严重。他不听毛主席的话，还想恢复过去的做法。”汪东兴进一步指出：“邓小平的问题，毛主席已经通过四号文件作出明确指示，四号文件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，是毛主席的指示。”
这番话实际上反映了华国锋的态度。华国锋一再强调要坚持“照过去方针办”，而汪东兴的讲话正是这一方针的具体体现。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两个月，华国锋和汪东兴对邓小平复职的呼声持保留态度，外界对于恢复邓小平工作的支持并未得到积极响应。1977年元旦过后，新的难题又浮现出来：1977年1月8日是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日，刚刚经历“四人帮”斗争的全国人民正被悼念周总理的情感所笼罩。纪念周总理的方式成为了一个敏感的话题，而这一问题也与邓小平紧密相连。
《人民日报》敏锐地察觉到，关于纪念周总理的报道可能引发非同寻常的政治波动，因此必须事先向中央请示。汪东兴对此提出了严格要求：仅发布四到五篇纪念文章；不要以个人名义发表纪念文章；不得称周总理为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”；不允许公开展示周总理的纪念展览；《人民日报》不发社论。
汪东兴还特别强调：“对周总理的评价，不能超过悼词，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。”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，汪东兴坚持修改纪录片中将周总理称为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”的措辞，理由是这一表述并未出现在毛主席审查的悼词中。
1977年，《红旗》杂志曾发表过两篇经过毛主席审核的文章。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，1977年，一些人计划批判这些文章，但当《红旗》杂志向汪东兴请示时，他明确表示：“这些文章已经经过毛主席审阅，不能点名批判。”
汪东兴的态度与华国锋关于“凡是毛主席讲过的、点过头的，都不要批评”的原则高度一致。尽管邓小平的复职面临着来自多方的阻力，但随着历史潮流的推进，邓小平复出的时机逐渐成熟。
1978年，邓小平第三次复职，恢复了党内职务。在此后，关于“真理标准”的讨论也开始在社会上掀起热议。1978年6月2日，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，虽然他并未直接提及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，但他的言论无疑支持了这篇引发广泛争议的文章。
随着舆论风暴的不断升级，汪东兴与政治局成员讨论了这一问题，并表示，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有严重问题，尤其是在把毛泽东思想称为“枷锁”和“禁区”方面。他还批评《人民日报》转载这篇文章，认为这显示了“不够党性”。
然而，思想解放的潮流无法遏制，1978年9月，邓小平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，这一决策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。不久后，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震撼性的讲话，强调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，才能实现党和国家的团结与安定。这个讲话引发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，也为之后的政策调整奠定了基础。
12月13日，华国锋对“两个凡是”政策进行了检讨，认为这两年执行的“两个凡是”过于绝对，需要修正。这标志着政策的重大转折，而党内领导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剧变。
1979年，汪东兴在党内的一次组织生活会上表示，自己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革命任务，决定辞去领导职务。虽然汪东兴的辞职令外界感到困惑，但他自己则表示：“今天的中国充满活力，我的思想已经落后，退下来对国家更有利。”他从此过上了平静的退休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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